古代文類的生成與變化，經常關乎體制、身分與場合。近百年來，隨著帝制時代的終結，社會型態與文章體式都有了新風貌；先不必說詔令奏議已失去用武之地，就連贈序、題跋、雜記等最具文學性的體式亦不得不讓出主位，淪為古物了。
  舊文章照例先有要個外殻，記有記的目的，傳有傳的傳統；先確定其體類，再依照該體類的寫作程式來推展或變化，這樣乃稱得上是會寫文章。篇章裡自然是有個人的見解，但也不乏程式化的共通的認知與感受。
  在白話散文裡，這種「類」的外殻基本上是被剝除了。散文一旦失去既有的美感框架與交際作用，便騰出了重建的空間，同時也面臨更大的挑戰。白話文做為小說戲曲的載體由來已久，但要如何取得足與文章黼黻相抗衡的詩意美感，卻是新課題。
  五四新文學家，或借鑑於歐洲「艾寫」（essay）之體，或取資於原有的「小品」、「隨筆」、「雜文」概念，或在兩者之外另尋更深遠的泉源，都基於這種破裂重組的需求。其中，小品一語尤其富於意蘊，引發了最多的話題與故事。
  佳蓉以「民國時期的小品論述」為題，展開她學術探索的第一段路程，勤功與慧解，屢見於章節。實在說來，這個論題不能算是十分新穎，蓋民國文士好談晚明、標舉小品，已為大家所熟悉。至若「民國小品文」並不等於晚明小品，那也幾近於贅語了。
  然而「民國時期」所論說、所創作的「小品文」，究竟是什麼？其美學特質與歷史成因何在？恐怕沒有那麼容易回答。在歷史現場中，原始文獻所呈現出來相關話語，其實比一般想像還要紛雜。聚焦於周作人、林語堂等大師，梳理言志、性靈、閑適等概念，或許就能夠把這個議題釐清到六、七成；剩下的罩著迷霧的區域雖不佔多數，卻是最關鍵且富於意味的。
  散文的創作門檻較低，技術面不如詩或小說多樣，惟一旦寫到精微高深博厚的境地，常能透顯作者的性情、學問與社會文化底蘊。因此，進行現代散文的研究，亦須超出文本之外，做更多綜貫的理解。佳蓉此書的優點，即在於能夠把小品論述當成故事來說。她考索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解析其層次，進而追踪民國文人審美追求的社會基礎與意識型態。在她的精心結構之下，小品文體與民國社會的連動關係，頗為生動地展現在眼前。
  文學的現代消息並不全然起於民國肇建，然而共和體制及其所意味的價值，確實能將舊文章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掃除大半。然而民國的作用遠非如此而已，分裂而多層次的政體，恰如小品之為文體。由於1930年代初期，經歷過一場小品文與雜文的論戰，使這兩個文體概念彷彿勢不兩立，有時甚至被輕易地對應於右翼與左翼的意識形態。這樣的理解不能算錯，卻抹除了民國小品的豐富性。
  佳蓉在書裡，除了必定要說的林語堂之外，更著力於施蟄存、錢杏邨、郁達夫、沈啟无等人的研究；藉由現代派、左翼、親近敵偽者的論說，還原了各自表述的小品概念。她的個案考索總是不疾不徐，非但不輕易跟隨眾說，還經常把別人已歸檔的文件拉出來重看，提出不少較具闡釋性的說法。其中對「左翼小品」的梳理，就頗能跳脫論戰的格局，細看個別文人的思維與體驗。
  小品之為「文體」，其實與《文選》乃至《古文辭類纂》之分門別類，不在同一個層次上。唐宋古文多「傳」、「記」、「序」、「說」等等，所謂晚明小品亦多這些類型，所差別者只在性情與筆調。然而這種差別在神不在形，有時微乎甚微，不好分說。統觀唐宋古文、晚明小品、現代小品文這三者，周作人屢次申說後兩者相近而欲孤立最前者；但依我看來，前兩者才是相近，周的說法是一種美學建構，而非精準的描述。
  我們把現代小品文，視為民國時期的產物，那也是合宜的。如前所述，以白話為「文章」正宗，在百年前還是新鮮事。為了使「白話－散文」具備文學性，民國新文人乃多方比附以便建設新文體。因而從事現代小品論述的研究，挑戰是多重的：既要有耐心地梳理客觀材料，宏觀理解民國時期在漢語文學轉換歷程中關鍵作用；同時還要掌握散文美學的原理，細緻地分解各種話語形構的動力與構造。
  我相信佳蓉此書已經正面迎向這些挑戰，面對散文史的舊課題，提出新穎而有意思的回答。當代臺灣文壇對「小品」一語的理解與用法，已非昔年舊貌。若説民國小品已死，可能並不過份。此意知者無多，我以為對文體的歷史性認識，乃是美學批評的基礎。因而佳蓉雖耕耘於舊園地，仍有啟發當代的作用。
  小品是王綱解紐的產物，周作人蓋言之矣。惟民國的共和體制在現實上尚難臻於成熟美好，橫暴有之，委蛇有之，但至少展現了理想性。恰如小品立基於自由與民主，但它有時不免保守退縮偽善，具有階級性。因而當我們斷定小品即共和時，說的正是民國時期那種介乎真假之間、內外交迫、各說各話的共和。
 

劉正忠／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民國110年11月於龍淵刀割泥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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