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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史料(1946‐1950)》導讀
【外交】《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史料(1946‐1950)》導讀
廖文碩/國史館協修

一、現代中印關係緣起

  印度與中國「自人類黎明即共生」,在廣袤的歐亞大陸上相依傍,兩大文明古國卻於近代雙雙淪為被西方帝國壓迫的民族,19、20世紀之交,於民族主義覺醒、民主思想勃興的世界性浪潮推動下,為達成民族國家主權獨立、尋求東方精神文明出路與文化自主、發達社會經濟及提升民生福祉,激發了中國與印度革命志士同聲相應的共識與情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國肇建、走向共和的歷程,帶給印人勇氣與啟示,孫文、章太炎與印度革命家聯繫尤為密切。1924年印度文豪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受邀訪華,所倡博愛和平精神與其文人哲思風範風靡一時,彰顯東西文明衝突論爭;(註一)同年孫文於日本神戶發表「大亞洲主義」演講,力倡恢復亞洲民族地位,以仁義道德為基礎,聯合亞洲各地民族,有別於日本大亞細亞主義者侵略論,印度民族主義者多所響應。(註二)

  1927年2月,由共產國際主導組織的世界性「反帝大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成立大會,共有30餘個被殖民國家受邀參與,中國國民黨在聯俄容共政策下也成為同盟支持者,黨中央執行委員宋慶齡與來自歐美各界的國際知名人士如愛因斯坦、高爾基等為同盟主要發起人。會議期間,印度代表國民大會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簡稱國大黨)左派領袖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曾與宋慶齡、奉派為國民黨駐該同盟代表的中共黨員廖煥星等人密切接觸,就中印聯合與交流辦法進行討論。然而其時國民黨因左右路線之爭走向清黨與國共絕裂,尼赫魯等人的中印合作計畫發展隨即受阻。(註三)與此同時,國大黨精神領袖甘地(Mohandas Gandhi)的非暴力主義、公民不服從不合作運動、消極抵制英國貨等獨立運動戰略思想,也於1920年代介紹到中國,提供知識分子與政治運動家不同的革命思維及可能策略。(註四)

  1934至1935年間,由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與泰戈爾所創辦「中印學會」分別於印、中成立,為雙方建立常態互動管道與人際網絡的里程碑。承繼1920年代與泰戈爾等人的學術文化交流前例,中印學會旨為振興中印文化,考量印度局勢而刻意避免政治糾葛,偏重宗教文化活動。中方由蔡元培、戴傳賢、朱家驊等先後出任理監事長,網羅政界、學界、文化界等名流,頗得官方支持,然而實際活動有限;而譚雲山受泰戈爾委託在印經營中印學會,並主持與泰戈爾所共創之國際大學中國學院(Cheena Bhavan),成為往後數十年中印之間聯繫的重要橋梁。(註五)

  中印政黨領導人正式互訪則始於尼赫魯1939年8月下旬造訪重慶,向蔣中正提交「發展中印關係意見書」,表達國大黨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同情與支持,雙方並議定「中印文化合作辦法大綱草案」、「中印合作與組織辦法」,中方原則以表面上借託文化合作事業方式,樹立中印合作根本基礎,進而發展政治上的實質合作,一切合作活動俱由中國國民黨及國大黨負責實際策動。1940年11月,時任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受蔣中正命,於英方同意下以中國國民黨代表身分出訪印度,正值尼赫魯抗議英國參戰未得印人同意,從事反戰宣傳而入獄,戴傳賢則傳達蔣中正勸諫國大黨與同盟國合作,爭取國際同情之意。另一方面,毛澤東與尼赫魯則於1938年促成印度援華醫療隊,提供八路軍援助,尼赫魯在重慶期間曾會晤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並受邀拜會毛澤東,因二戰爆發致印度國內急務而不克成行。(註六)

  未幾太平洋戰爭爆發,羅斯福標榜反殖民主義的道德與思想訴求、以持久全面的國際安全體系締造戰後世界秩序的構想,力主「四強」架構──以美、英、蘇、中為維持國際秩序四警察,1941年夏先與邱吉爾簽署同盟國戰後合作的最初藍本「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1942年元月復由四國領銜簽署二十六國反法西斯侵略之聯合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隨著亞太地區戰略地位受到國際重視,蔣中正於英、美高層默契下,前往英屬緬甸、印度進行訪問,與緬甸高層共同檢視軍事準備情形及拜會印督等官員及印度在野領袖甘地、尼赫魯、全印回教徒聯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主席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等。作為國家領導人的首次出國訪問,蔣中正於日記自許訪印目的,在「勸英印互諒互讓、勸印多出兵出力」,即與英印進行軍事及政治合作,調解英印殖民宗主國與殖民地社會之間的政治矛盾,力促英印雙方接受印度進入自治領體制階段,消弭印度反戰情緒,使共同對抗法西斯侵略為主。(註七)

  然而蔣中正訪印調停英印未果,日軍已在緬甸發動接連攻勢,中國遠征軍向緬境進發,而英方於3月下旬派出「克利浦斯特使團」(Cripps Mission)入印交涉,所提印度戰後自治主張仍難為國大黨人士所接受。其時日本在東南亞各地宣傳反西方帝國殖民、號召「亞洲為亞洲人之亞洲」大亞細亞主義思想,在印度與抗英獨立運動合流,鼓動印度流亡民族主義者倒向與軸心國結盟。繼克利浦斯談判失敗,美國原擬發表解放殖民地的普遍的政策性宣言,時機已失,甘地等人則發動大規模不抵抗運動(Quit India Movement),呼籲英帝國、美軍隊退出印度,倡論即刻獨立。甘地、尼赫魯等國大黨常務委員因之遭到逮捕,社會陷入動盪,英國加派大軍壓境,圖謀久留印度之心昭然若揭,國際輿論譁然。(註八)此際英、美盟軍在北非、西亞戰況危急,而國大黨與回盟衝突日烈,羅斯福以回教徒作為印軍骨幹,尚且於中東勢力龐大,或將有所牽連、顧此失彼等因素,對於蔣中正欲以美、中聯合斡旋調解之見,已趨延宕立場。邱吉爾復致函蔣中正嚴辭申明國大黨無法代表印度、印度問題係屬英國內政、英國政府決不接受美國調停。在美、英定調下,印度自治問題亦告擱置。(註九)
 

二、印度獨立前後中印關係發展

  二戰結束前夕,印度獨立運動再現高潮,英國工黨政府艾德禮內閣為因應亞太新局勢,以務實開明政策提出解決印度問題方案,藉此維持英國在印經濟與軍事權益及相關聯繫,阻止共產勢力洪流,並爭取印度留在大英國協。其間歷經1946年克利浦斯等人奉召所組「內閣特使團」(Cabinet Mission)赴印與印督、國大黨及回盟等代表於西姆拉舉行會議協商、籌組臨時政府與召開制憲會議、國大黨主席尼赫魯出任臨時政府行政會議副主席兼外長,以及印回流血衝突與回盟拒絕加入制憲會議;1947年蒙巴頓繼魏菲爾出任印督宣告印回分治、隨即通過「印度獨立法案」(Indian Independence Act of 1947),同年8月英國遂將政權交還印度與巴基斯坦兩自治領政府,尼赫魯出任印度首任總理。印、巴獨立初期尚引發雙方爭奪土邦、克什米爾戰事、印回仇殺暴動及人口大遷徙、甘地遇刺身亡等一連串社會政治動盪。(註十)

  國民政府於1946年印度臨時政府成立之際即率先將駐印專員公署升格為大使館,隔年初發布由學者羅家倫為首任駐印大使;原印度駐華專員梅農(K. P. S. Menon)亦升為大使,1948年由潘尼迦(K. M. Panikkar)繼任,成為尼赫魯在中國的「耳目」,其於國共之觀點與評價尤具影響力,除官方檔案資料外,羅家倫、梅農、潘尼迦三位大使均留有豐富的文字記述供後人憑據考察。(註十一)隨著國共內戰加劇,政府情勢日益嚴峻,1949年春首都南京為共軍所陷,潘尼迦未隨行政院遷往廣州,7月政府駐藏辦事處被逐出藏,10月毛澤東於北京宣布成立新中國,尼赫魯政府電告周恩來將「謹慎考慮」局勢發展,12月30日即致函中共外長周恩來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隨之宣布與印度斷交,羅家倫降旗撤館。1950年元月印度結束自治領階段,共和國成立,同月印度投票贊成蘇聯提案將中華民國逐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4月中共與印度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互派大使。(註十二)

  有關印度獨立前後對華政策之演變,由於兩岸長期分治逐漸為學界所淡忘或刻意忽略:1949年政府撤館前夕,吳俊才於新德里完成《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書稿,隔年於香港出版,羅家倫為之作序,大嘆國人對現代印度缺乏認識,「對於印度獨立運動也只是憑我們的正義感、傳統友誼,以純潔的感情,作不顧自身利害的決策去應援的」,未能深入了解其企圖、實質策略與變遷。吳俊才雖能消化吸收大量文獻、內容充實,並兼述其當下目睹體驗,彌足珍貴,然而因時空限制,所見畢竟難以全面。(註十三)近年來,隨著亞洲崛起、中印爭雄,中印關係研究頗受注目:一方面,《蔣中正日記》等重要史料公諸於世,抗日戰爭史受到重視,聚焦於抗戰時期國府大國意識與外交戰略下的中印與尼蔣關係發展;另一方面,歐美及兩岸學界從冷戰架構下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之關係發展,運用新開放之政府檔案史料,尤其關注美、蘇、英等大國因素影響,以及自1950年代至今尚未得解的邊界爭議與戰爭遺緒。(註十四)對於印度獨立前後與中華民國漸行漸遠、最終選擇承認北京,則以國際政治現實下蔣視尼背信忘義的個人情感層面簡略評述,相關學術研究仍很少見。(註十五)至近年兩岸學界方興未艾的冷戰國際史研究,多以美蘇對華政策、兩岸分治後各自周邊國家關係為主。(註十六)
 

三、編輯內容

  本套書廣泛蒐集取材中華民國政府因應印度獨立,於對印關係決策形成過程之原始檔案,包括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等國內主要典藏機構庋藏而尚未出版之公文書為主,依據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發展所涉八項議題分章整理,並就資料性質與篇幅所限,選取重要相關者,少數由已出版資料作必要補充,(註十七)依文件產生時間輯錄成冊,並一律註明出處。以下就內容重點及資料來源,概述如次。
 

(一)中印建交

  主要蒐錄自國史館庋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收入〈革命文獻—對英、印外交〉、〈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一)〉,《國民政府檔案》收入〈印度駐華使領任免〉、〈國民政府公務員資格銓敘(一)〉,《外交部檔案》收入〈印度駐華專員Sir Muhammad Zafrulla Khan(薩福賚)等任內〉、〈印度駐華外交人員動態〉、〈印度及緬甸駐華領事官員動態〉、〈蔣中正捐助印度佛學會印幣一萬盾〉、〈甘地被刺逝世〉、〈我於喀什米爾首府什利拉加設領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庋藏《外交部檔案》收入〈中印問題〉、〈印度在喀什噶爾設領及我國擬在噶倫堡設領案〉等各卷。內容包括印度獨立前夕中印雙方使節升格協議暫緩公布,印度臨時政府成立後中印任命首任大使,蔣中正透過沈宗濂、羅家倫與尼赫魯、甘地之互動,至印度獨立初期召回梅農由潘尼迦繼任駐華大使,為甘地遇刺致唁,以及國府擬於克什米爾首府設領遭拒,惟同意印度將駐上海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之設領交涉等各節。
 

(二)印巴分治

  主要蒐錄自國史館庋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收入〈革命文獻—對英、印外交〉、〈積極治邊(七)〉,《國民政府檔案》收入〈邊境動態〉,《行政院檔案》收入〈行政院會議議事日程(第一四至一七次)〉,《外交部檔案》收入〈我於巴基斯坦設使領館〉、〈巴基斯坦在疏附設領及我國擬在巴國品地設領〉、〈我於喀什米爾首府什利拉加設領館〉、〈巴基斯坦政情(一)〉、〈巴基斯坦外交人員動態〉、〈印度及緬甸駐華領事官員動態〉、〈我國支持巴基斯坦及緬甸加入遠東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庋藏《外交部檔案》收入〈印度在喀什噶爾設領及我國擬在噶倫堡設領案〉等各卷。內容包括巴基斯坦獨立前夕政府同意巴政府建議中巴交換專任大使,印巴分治後土邦坎巨提先是請求歸附中國、後改而歸附巴國之交涉經過,印、巴先後要求在新疆疏附設領,政府順向印、巴分別要求在噶倫堡、拉瓦品地設領未果,仍同意印、巴於疏附設領並爭取互惠諒解,以及政府對巴國聲請加入遠東委員會案以延緩策略應對等各節。
 

(三)印度發起亞洲各國關係會議與合作組織

  主要蒐錄自國史館庋藏《國民政府檔案》收入〈泛亞洲會議〉、〈派員參加國際會議〉,《蔣中正總統文物》收入〈革命文獻—政治:邊務(二)〉,《外交部檔案》收入〈全印度青年會舉辦亞洲青年大會〉等各卷,國民黨黨史館庋藏《特種檔案》全宗,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庋藏《外交部檔案》收入〈印度建議成立亞洲國家合作機構徵詢我國意見事〉等各卷。內容包括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外交部部長王世杰、考試院院長戴傳賢等呈蔣中正有關尼赫魯支持民間團體印度國際時事研究會發起首屆亞洲各國關係會議中國參加與否、代表團人選及經費等研議意見,政府對西藏受邀正式派代表參加甚且另製國旗於會場中懸掛之抗議交涉,第二屆會議原訂於二年後在中國舉行,因國共內戰加劇未果;其次,印度社會黨擬開會並組亞洲社會黨集團,羅家倫認恐發生重大影響提出警示,惟亞洲社會黨會議未幾因故無定期展緩;復次,全印度青年會舉辦亞洲青年大會,由青年、社會、教育三部籌備,統用中印學會名義參加;最末,印度以1949年新德里亞洲會議決議,積極籌組亞洲區域組織並徵詢各國意見,外交部條約司等之研議意見及答覆等各節。
 

(四)西藏問題

  主要蒐錄自國史館庋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收入〈革命文獻—政治:邊務(二)〉、〈積極治邊(七)〉、〈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六年(十一)〉,《國民政府檔案》收入〈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事務案(十八)〉,《外交部檔案》收入〈藏案紀略〉、〈廢除中英關於西藏之不平等條約〉、〈西藏派商務考察團赴英美等國活動(一)〉等各卷。內容包括駐藏辦事處處長沈宗濂呈英人謀藏實況及運用外交穩定西藏說帖,國防部保密局、第二廳等呈英、印對藏邊境窺蝕、策動西藏獨立、供給軍火等情,蔣中正電飭外交部檢討中英印藏關係,駐藏辦事處兼代處長陳錫璋電陳對印度獨立後西藏政情意見;其次1947年拉薩政變熱振遇害後政府之應對,羅家倫呈蔣國民大會會場西藏代表等力謀結合之邊疆問題紛擾情形及應付意見;復次西藏政府派夏古巴等以商務考察為名赴英、美乞援並尋求獨立,先抵印度訪晤甘地、尼赫魯等情;最末西藏政府驅逐國府中央駐藏人員,政府高層之指示、羅家倫與梅農之談話及相關處置等各節。
 

(五)邊界問題

  主要蒐錄自國史館庋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收入〈革命文獻—政治:邊務(二)〉、〈中央情報機關(四)〉,《外交部檔案》收入〈廢除中英關於西藏之不平等條約〉,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庋藏《外交部檔案》收入〈中印界務問題〉等各卷。內容包括駐藏辦事處電陳解決印藏邊境問題意見,外交部、蒙藏委員會、內政部之核議決議辦法,經行政院核定中印(康藏印)界務交涉俟雙方訂約後再議,邊界資料由該三部會蒐集以為將來交涉依據,並會同有關機關勘查界務;其次蒙藏委員會、外交部等對印度續修康藏邊境路與商併錫金、不丹等邦之情報與會商討論;最末外交部召集各有關機關決議組織中印東段邊界問題研究小組會議紀錄、計畫綱要,以及行政院指示外交部、蒙藏委員會,為廢止藏印條約有關西藏交涉事項,應列陳中央統籌辦理等各節。
 

(六)印巴僑務、商務、黨務

  主要蒐錄自國史館庋藏《外交部檔案》收入〈印度僑務〉、〈遣送及救濟留印難僑〉、〈國大代表李渭濱請改善印度僑務及僑民拘留期限〉、〈各地華僑待遇資料〉、〈廢除中英關於西藏之不平等條約〉、〈劉翼凌被印度迫令離境等〉、〈向印度政府洽購麻類等〉、〈印商Beharilal(拜益艾拉力)洽商印度新疆貿易〉、〈巴基斯坦商務代表團將來華洽商易棉〉,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庋藏《外交部檔案》收入〈中印(印度)商約〉等各卷。內容包括僑務方面安頓留印海員與遣送南洋各地撤僑及流落印境難僑之有關交涉,第一屆印度僑民國大代表李渭濱陳述印度僑況改進意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編「旅印華僑須知」;商務方面中印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草案之議訂,與印商、巴國商務考察團等洽商貿易;黨務方面為國民黨駐印度總支部書記長劉翼凌被印度政府無故勒令限期離境之交涉過程等各節。
 

(七)救濟新疆撤退入印巴人員

  主要蒐錄自國史館庋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收入〈革命文獻—政治:邊務(一)〉、〈西藏問題(五)〉,《外交部檔案》收入〈協助因蒲犁事件進入印度之民兵〉、〈救助新疆入印僑民穆罕默德伊敏等〉、〈救濟滯留印巴之新疆撤退人員返臺(一)〉等各卷。內容包括1945年下半年新疆蒲犁縣保安隊及警察局等20餘人被迫退入印境,其間外交部、軍令部、新省政府之協同調查,以及駐印使領館為該等人員之暫時居留、費用、返回原籍等安排與印政府交涉經過;其次印度政府持續要求政府清還借予入印度避難軍民之生活費及回國旅費等;末了1949年秋新疆事變前後,主要計有國防部保密局駐新疆人員,駐防新疆原主戰後協議出走之馬呈祥、葉成等所領各軍官兵,胡宗南所部官兵,駐蘭州空軍中隊隊員,前主席麥斯武德及堯羅博士、艾沙、伊敏等新疆省府官員,以及國民黨駐甘新之中央黨部等機關人員,或繞道巴基斯坦、或穿越克什米爾等源源轉入印度,經駐印使領館辦理救濟及遣送赴臺事宜等各節。
 

(八)印度承認中共與政府後方布置

  主要蒐錄自國史館庋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收入〈革命文獻—對英、印外交〉、〈革命文獻—對聯合國外交〉、〈革命文獻—蔣總統訪菲〉、〈訪問印度(一)〉、〈對美關係(五)〉、〈對韓菲越關係(二)〉,《外交部檔案》收入〈印度及緬甸駐華領事官員動態〉、〈我於巴基斯坦設使領館〉、〈人事處雜卷:三十八年〉、〈巴基斯坦政情(一)〉、〈各國擬承認中共政權〉等各卷,國民黨黨史館庋藏《一般檔案》全宗,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庋藏《外交部檔案》收入〈駐印大使館撤退及結束案〉、〈我駐印巴秘密聯絡員〉等各卷。內容包括1948年以降美蘇陣營對立、國共內戰白熱化下,政府與印度政府於聯合國及亞太區域事務之立場異同與競合,主要歷經南北韓分裂、克什米爾停火協議、遠東反共結盟等,其間印政府對承認中共事已傾向現實態度;至1949年春共軍南渡長江,政府為勢將西遷,且巴基斯坦反蘇反共立場,積極尋求與巴國互換使節,並籌劃開闢中巴國際路線;10月中共建政後,印度持自主原則,決速承認,政府之相關觀察與應對,除電尼赫魯勸告、發動輿論反對、考慮派員赴印協商,外交部備擬絕交照會,與此同時羅家倫並奉准留置秘密聯絡員,與印方密洽及相關人事費用安排;最末印度於1949年底正式承認中共,羅家倫奉命對印度僅聲明撤館、不言絕交,並應儘速撤館,羅等於次年1月下旬離印赴臺,以及後續處置餘款與在印華軍公墓等各節。

  本套書為能提供各界原始資料,從宏觀視角及脈絡,研析印度獨立前後中印關係轉折及延續之核心議題、關鍵因素,及其於兩岸分治後中臺印關係發展與亞洲冷戰史的影響作用,特別是冷戰初期面臨美蘇在亞洲形成對峙、國共勢力消長,與中印之間的多邊應對與連動性,期能以史料為據、從史實出發,思考政府對印關係的承先啟後意義。(註十八)全球化衝擊下,外交史研究從而著重全球議題與國際互動交往,回顧冷戰初期的中印關係發展,政府從「聯印制蘇」、「先印後巴」到「聯巴制印」以維反蘇反共立場的外交策略轉換,其間各方民族主義思維所具國際主義與孤立主義的本質異同,泛亞洲主義訴求文化統合、亞洲一體的政治意識,去殖民與後殖民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斷裂與延續,亞洲反共聯盟與不結盟運動的萌發及對立等等,對於理解當今亞太國際政治現實、區域衝突與和平維繫,或仍有相當啟發性。

 
  • 註一  呂芳上,〈「竺震旦」與「驅象黨」:一九二四年泰戈爾的訪華與東西文化之爭〉,收入呂芳上,《民國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中冊,頁888-929。
  • 註二  桑兵,《孫中山的活動與思想》(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下冊,頁317-340;Pankaj Mishra,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London; New York: Allen Lane, 2012), Chapter 4.
  • 註三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n Autobiography (Delh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4-55.
  • 註四  Brian Tsui, “Decolonization and Revolution: Debating Gandhism in Republican China,” Modern China 41:1 (January 2015), pp. 59-89.
  • 註五  譚中,〈現代印度的中國研究〉,《南亞研究季刊》,2011年第1期,頁89-95。
  • 註六  楊天石,〈蔣介石與尼赫魯〉,收入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香港:三聯書店,2010),頁300-331。
  • 註七  Zhai Qiang, “A Passage to India: A Reappraisal of Chiang Kai-shek’s Wartime Diplomacy”,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279-306;呂芳上,〈蔣中正──一位彈性國際主義者:以一九四二年訪印為例的討論〉,《民國史論》,下冊,頁1526-1550;Wen-shuo Liao, “Between Alliance and Rivalry: Nationalist China and Ind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ansen Sen and Brian Tsui, eds., Beyond Pan-Asianism: Connecting China and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dia, 2020), pp. 350-377.
  • 註八  林孝庭,〈二戰時期中英關係再探討:以南亞問題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頁32-56;Auriol Weigold,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India: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140-160.
  • 註九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96-105.
  • 註十  吳俊才,《印度史》(臺北:三民書局,1981),頁435-453;Sucheta Mahajan, Independence and Partition: the Erosion of Colonial Power in India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0).
  • 註十一  瑪妲玉(Madhavi Thampi)撰、方天賜譯,〈1943-1949年期間印度駐華使節對中國變動情勢的觀察〉、方天賜,〈羅家倫出使印度評析〉,收入謝小岑、方天賜主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印關係》(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99-110、111-127。
  • 註十二  Xiaoyuan Liu, “Friend or Foe: India as Perceived by Beijing’s Foreign Policy Analysts in the 1950s,” China Review 15:1 (Spring, 2015), pp. 117-143.
  • 註十三 吳俊才,《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香港:中印學會,1950)。
  • 註十四  John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aul M. McGarr, The Cold War in South Asia: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1945-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張敏秋主編,《中印關係研究(1949-200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註十五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241-242。
  • 註十六 舉其要者如: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沈志華、唐啟華主編,《金門:內戰與冷戰:美、蘇、中檔案解密與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林孝庭,《困守與反攻:冷戰中的臺灣選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 註十七 主要來源為: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1976-1989)。
  • 註十八 筆者曾有概要討論,參見〈國民政府與印度的歷史互動回顧──以印度獨立前後中印關係演變為中心〉,《印度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刊物》,第9期(2018年7月),頁15-19。


延伸閱讀


《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史料(1946‐1950)》(一) Link

《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史料(1946‐1950)》(二) 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