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學術研究也有流行和時尚，1960年代後，從研究晚清自強運動、戊戌變法而辛亥鼎革、五四運動到抗日戰爭，迄今戰後中國、冷戰時代的研究已乘勢而起。胡為真教授這本親自操刀的新書，論其時序正落在戰後國共內戰、冷熱戰交迭的當兒，符合現在的研究趨勢。
 
      歷史學家常會碰到解不開的歷史問題，以中國近代史為例，大者如李約瑟的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國共內戰勝負因素的各說各話；小者如中山艦事件的起因、西安事變如何結束、1949年國軍西南據點的留防與撤守、古寧頭戰役「最長的一夜」凱歌誰屬等等。胡教授這本書正試著解釋1949年國、共對壘最後一役，胡宗南將軍在西昌之役的角色與功過。
 
      如果把國軍分作黃埔的嫡系與非嫡系，人們認定胡宗南將軍為「天子門生」，擁有軍長、兵團總指揮、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三顆星上將，屬「五個第一」的傑出畢業生。因而相同或不同派系的軍人，對他的表現，檢驗往往格外嚴格。1949年10月國府播遷臺北前後，胡一度由成都走海南，後復回西昌，次年三月胡部在西昌潰敗，大好河山至此盡失，這時的情景由不得不使人想起孔尚任《桃花扇》中所說的：「養文臣帷幄無謀，養武夫疆場不勇，到今日山殘水剩。」對西南軍事勁旅期待落空，身負重責的胡，自然招來殊多物議，甚至引來監察院的糾彈。其實，如從史事的發展看，1948年冬徐蚌會戰敗後，蔣中正實已有其政、軍部署，如黃金、國寶運臺，作金融文物典籍的轉移；在軍事上，一路西向到川、康是戰局的誘導，最後迫不得已，政府才正式遷臺。嚴格說來，成都、西昌之役的失敗，初在蔣、李（宗仁）過招未歇，繼則地方軍頭反覆下，胡部當時未嘗不力作「死中求生」之謀，只是形勢所迫，無補給、無後方、無運輸情況下，優勢不再，狂瀾即使靠蔣、胡力挽，亦不可回。不過，歷史也告訴我們，正因為康、川地區有被稱為「西北王」的胡將軍率部一路抵擋，才使共軍不能及時全面「解放」臺灣，讓國軍餘部得予從容有所安排布置，國府續命由此發端，也才有日後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得在外交上打開出路，在政治、經濟能有奇蹟式的發展，此種曲折歷史意義，當時人、後繼者，豈能河漢。這一點在本書中頗有闡發。
 
      尤有進者，這本書論述本著「讓史料說話」的原則，除文字流暢外，引註逾300，徵引之資料更達130種之多。史家陳寅恪謂：「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此書之作，接近此意。
 
      多年前，我個人在一次偶然的機遇，參加了胡宗南將軍王曲七分校校友及舊屬的聚會，他們對胡將軍的愛戴與推崇，令人印象極為深刻。當年七分校校門對聯高揭：「鐵肩擔主義，血手著文章」；「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這是黃埔精神與壯懷的延續。胡將軍個人練軍有成、屢建奇功，尤其有國無家、私款公用、忍辱負重的胸懷與修為，均可由其事蹟一一引證，民國史上又有幾人能及。

     幾年前，胡為真教授已為胡將軍編印「胡宗南先生四書」，加上近年出版的《國運與天涯》（胡為真口述、汪士淳撰稿，2018）、《情到深處》（與汪士淳合撰，2020）以及這本《疾風勁草》，或可合為「胡宗南先生七書」。人謂：父母給予生命，子女給予父母生命的意義。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