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一、張彭春和《張彭春清華日記》
歷史不會重演，但歷史可以重建，重建的基礎來自原始、可信的史料。
1928年 8月，清華學校改為清華大學（「清華改大」），在此之前有一段醞釀的過程。當時的校長曹雲祥（1881-1937）之外，清華改大的關鍵人物是教務主任張彭春。這套日記正是記錄這段清華校史重要階段的珍貴史料。
張彭春（1892-1957），又名蓬春，字仲述，天津人，是南開大學張伯苓校長令弟，兄弟二人差 16歲，其父張久庵 59歲才生彭春，故乳名「五九」，人又稱之為「九爺」、「九先生」。1904年入嚴修（範孫）、張伯苓創辦的私立中學堂（南開學校前身），與後來擔任過清華校長的金邦正、梅貽琦等，同屬第一屆學生。1910年，張彭春考取清華第二屆庚款游美資格，與胡適、梅貽琦、竺可楨、趙元任等同榜。旋入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獲文學士學位。1915年，獲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文學與教育學雙碩士學位。次年回國，協助張伯苓拓展南開學校校務。1919年，再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在學期間，曾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教育研究會會長，1922年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從教育入手使中國現代化〉（Education for Modernization in China）。這一年下半年，應中華教育改進社之邀，前往歐洲考察各國教育制度，回國後先到南開，1923年 5月起，由津赴京，出任清華學校教務長，直到 1926年 2月初辭職。其後任南開中學主任、南開大學教授。1929年三度赴美講學，抗戰爆發返國，從事國民外交，擔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0年起，先後出任國民政府駐土耳其、智利公使、中國駐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代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國代表。1948年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1957年在美病逝。綜合張彭春一生事業放在三個領域：一由教育促成中國走向現代化，特別注意大學與中學教育的研究與革新；二對話劇、京劇藝術的推展；三是外交活動。這一套日記對第一、二項均有涉及，不只可看到張彭春個人活動紀錄，更可以看到 1920年代，一個轉型時代，新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動向。
《張彭春清華日記》，原藏美國哈佛大學哈燕社漢和圖書館（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即後來一般人習稱的「哈佛燕京圖書館」。依印記，入館典藏時間是 1965年 1月，應是張彭春過世後數年間的事。日記以毛筆書寫，分別使用過商務印書館「記事珠」、南開學校日記、清華學堂及清華學校稿紙。原分裝 29冊，每冊約 50頁，後合訂為三冊共 803頁。日記原名「日程草案」，起於 1923年 1月 30日，止於1925年 12月 31日，時值張彭春 31至 33歲時。此一日記並不完整，甚至大量亡佚，例如 1923年 5月 20日至同一年 6月 25日、1924 年 3月 1日至 1925年 2月 18日，資料全都散失，無可彌補，終是史學研究憾事。
張彭春日記，原名「日程草案」，他自己說：「每早第一件事：計畫本日事程，『日記』不記已過的事，『日程草案』是計畫未來的事的。」（1923.1.31《張彭春清華日記》）事實上，日記中固然充滿許多未來行事想法，但也不乏過往行事的反省與檢討。他的日記除了記錄很多諸如南開、清華學校發展的公事，個人私事，甚至心事，一樣占有很大的份量，日記中用「B」或「五哥」稱呼其兄張伯苓，以「W」作妻子（蔡秀珠）的代號，內容有很多發牢騷或自嘆之語。1923年 7月 16日有這樣的記述：「我的性情向來不能以厚意聯絡人。我自己好靜，好自己思考，不能作政治的活動。見人多，說些無味的客套話，我就不耐煩了。論到作領袖，我不能與人接近，作自然的友伴。有人一定想我遠而冷，多批評，好懷疑。群眾式的領袖，我沒有這樣才。我的態度容易讓人覺著我驕傲。這亦是我的大病之一，『傲』！」冷傲，很可能是他事業成敗的關鍵，清華校長職位擦身而過，因素之一，正是他給人孤傲印象。張彭春也有傳統讀書人記日記的習慣，過段日子會重讀舊日記，其用心是在自省、自惕，求道德、修養的增進，這時期的知識分子是新亦舊。
學界較早利用張彭春日記作為史料而有相當成果的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蘇雲峰教授，他的大學研究名著《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註1)
討論「清華改大」的過程，基本上是以此日記作為關鍵史料，的確提供了過去清華校史中的若干闕漏，足見此一日記的重要性。
二、「清華改大」的醞釀
張彭春的清華日記雖僅有為數兩年多的殘缺紀錄，除了有關張彭春早期在清華活動資料外，同時反映不少1920年代教育界、知識界活動的重要訊息。
張彭春出身美國知名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前半生以教育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為使命，他自已說：「教育事業是擇定的！」「我的事業是『誠意為青年，產出新國家，新文化』。這是我的宗教」（1923.12.27、1923.11.15《張彭春清華日記》）。自1916 年到 1938年，他不是在清華，便是在南開擔任教育行政或教授職務。1923年到 1926年在清華任教務主管時，正逢學校轉型，角色突出。他對 1920年代的清華有相當的認識：他說清華在北京有較多知名學者，有好的圖書館，校園好、空氣新鮮，這些是優點；錢多是優點也是弱點；缺乏切磋精神，離中國生活實狀過遠，有階級社會的臭味則是弱點。（1923.3.23《張彭春清華日記》）在「大學熱」當兒，張彭春認為「清華改大」十分迫切，辦「大學部」以便在地為中國造人才，避免學校永遠只是留美的預備學校、待候出洋性質，因此這是通地氣的對症下藥之方。為此，他提出具體的清華教改方針：（一）辦學校與派留美，分清為兩項事業；（二）學校變大〔學〕校，課程純依中國情形規定，不為預備出洋所影響。（三）派留學應公開考試，清華大學畢業生與其他大學畢業生有同等報名投考的權利。（1923.4.9《張彭春清華日記》）同年五月，張彭春到清華，七月初就任教務長，與梅貽琦商定邀莊澤宣、戴志騫、Heinz等九人組織課程委員會，開始作清華改造事業。他很想在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基礎上「作一個真中國的新教育試驗。使他能合『新的所以新』與『舊的所以舊』在一起，產出一種新教育制度來。」（1923.10.7《張彭春清華日記》）
張彭春深切知道改革清華並不容易，一開始就「三面受敵」，並碰到「六大難關」。他說以敵視眼光看他的，指學生、校長和教員；所謂六大難關除了上述的校長、校內學生、校外畢業生、教師外，他憂心董事部（會）改組案、財政問題、邀名學者來校助陣問題無法解決。（1923.11.28、1923.11.25《張彭春清華日記》）當時校長是曹雲祥（任期自1922年 4月至 1928年 1月），雖屬「外交系」人馬，對張彭春的改革事業還算支持。（註2）倒是董事會由外交部主導，又因庚款得仰仗美國勢力的鼻息，被視為學校改革的絆腳石；清華學生、畢業生和教職員結合外力，涉及已有受益者及權力、利權的重分配，會形成改革阻力也是事實。張彭春的策略是改革放緩腳步、各事開誠布公，倒也算是平穩想法。不過，他又節外生枝，認為清華待遇太優沃，要為清華教職員「減肥」，並由自我「減薪」作示範，事涉既得利益者，牽動人性弱點，徒陷清華教改困境。
張彭春在清華教務主任任內，的確沒能完成改革校務心願，例如他主張清華董事會改組，因政局變動如走馬燈，北京政府高層無暇及此，主其事的外交部，不願權益外移，更不會主動計及「政治的歸政治、教育的歸教育」，看來只有再待一場政治大變動，才能實現。到1928年，羅家倫的清華改隸，似乎就顯得十分順理成章了。屬外交系的校長曹雲祥是政治官僚，其志不在教育，北京政府一有風吹草動，他就難安其位，因而1924、1925年間，風傳曹校長要追隨顧維鈞、追隨顏惠慶赴英、出國任外交官、調外交部高陞的說法，不絕於耳，於是繼長有望的張彭春，也左右搖擺，陷入幫派競逐的漩渦，加上教育界外來黨系攪局，至 1926年初，人不和、事不順，希望破滅，心灰意冷，終致辭去清華職務，打道回南開。
事實上，張在清華任上兩年多，的確也為清華轉型的醞釀做了基礎工作，例如清華大學組織大綱、清華大學課程大綱、清華研究院草案，均是他主動擬就的。在1925年 2月，清華校務改組，張彭春綜理全校的教務長職務被撤廢，改為「研究院」、「專門科」、「普通科」三主任制，張彭春出任教務主任，自視為在清華教改事業的一大挫折。10月 7日的日記中，他氣憤不平的說：「改造清華的思想大半出於我。因為文字不便，都讓別人用為己有去了。所謂研究院、專門科草案都是我擬的。現在用我意思的人，一點也不承認誰是產生他們的！人情如此，已是可氣。再不用文字發表出來，那就要被氣悶死！」清華大學研究院於 1925年 9月 9日正式成立，即後來習稱的「清華國學院」，首位主任是吳宓，這時專門科主任是莊澤宣，與張彭春鼎足而三，三主任的權力過去是由教務長張彭春統包的，如今被削權只管普通科，不無悵然。
三、「教育政治」：1920年代的學界派系管窺
政界有派系，人所週知，學術界、教育界也有派系，常成興風作浪的勢力，姑名之曰「教育政治」。1920年代學界掀波的由來與力量，在張彭春日記中可得一二。
1923年，張彭春到北京清華園的目的，是想在清華產出新大學、新精神，以推動「新君子教育」，好好培育年輕一代新中國領袖人才。（1923.10.2、1925.5.28《張彭春清華日記》）理想可謂遠大，但無風不起浪，風從那裡來？張彭春致力清華改制過程，草擬改大的章程、計劃改組董事會、規劃大學與出洋學生分立諸事，無不涉及複雜的經費分配和盤根錯結人事問題。清華靠庚款，錢多，人多覬覦，這就應該是第一陣「風」。1925年 8月 31日，張彭春日記說：「清華經費充足。薪金比其他學校都大，並每月必可拿到。住處的舒服是全國無雙的。那裡有這樣的田園、林沼、泉水、洋房？如此好環境，如何別人不窺視，不妬嫉，不設法攻擊、批評、拆毀？」從這兒出發，他想到要公平、正義，具體的作法是教職員減薪、改組作人傀儡的董事會、清華學生不再獨享公費出洋等，無不與個人利益攸關，派系成形，改革阻力隨之而至。
和錢相關的是「權」（位置），這是第二陣「風」。這緣於清華隸屬外交部管轄，1920年前後北洋政局如走馬燈，外長或內閣總理一有變動，往往使清華校長難安其位，1924年後屬外交部系統的曹雲祥校長即如此。（註3）雖然張彭春屢屢撇清無代理或接任校長意願，但日記又每每透露他的權力慾望。於是個人布局、友人附和，「對立者」成形，黨系影子遂告浮現。
在這些背景下，日記中呈顯了學界這樣的派系圖景：
（1）東南集團。有東南色彩之郭秉文、黃炎培（日記中以「」代二人），其後加上陶行知，他們的平民教育促進會，或中華教育改進社，被看成南方「教育」勢力，想染指清華。張彭春鄙視他們是搞教育行政，苟苟蠅營於權力之爭者，並直接指斥郭、黃、陶為「教育督軍」、「小教育政客」，背後有美國勢力作靠山。（1923.8.10《張彭春清華日記》）
（2）主導董事會的「外交系」。北京政府外交部官僚為主，原以聖約翰大學畢業之外交官為多，也與美國關係密切，（註4）他們控制學校撥款、影響校長任命。張彭春知道「『外交系』不願舍開管轄權！不要作夢！在『外交系』下弄幾年舒服飯吃倒可以辦到，想要根本改造是萬萬不能的！」（1923.12.10《張彭春清華日記》）張彭春本來的改組董事會想法是將原有董事會一分為三（分基金、大學及選派留美董事會），削減其權限。本來以外交部掌理教育，外行人管教育，違反常理，被視為改革對象，外交部因此與教育部甚至學界產生對立是自然的事。（註5）不過、曹雲祥校長則圓滑，表面附和改組，實際列屬外交系。（註6）
（3）北京派。在北京除了外交部外，在學界還有兩批人馬對清華校務有意見，一是被看成學界「搗亂分子」的留法李石曾派，因他們仇視美國留學生，接近俄赤、控制法俄庚款，與軍人馮（玉祥）互相勾結，自會對清華辦校有敵意。與張彭春走得較近的北京知識人是胡（適）、丁（文江）、梁（啟超）等人，他們屬正人君子，但顯然又比較沒計畫，不生作用。（註7）北京大學也有些人想著清華優厚地盤，被張彭春視作威脅的，除已在清華的王文顯之外，還有蔡、莊、陳、鮑等人。（1924.2.26《張彭春清華日記》）除了清華校內的《清華週刊》外，北京知識分子、美國人往往比較善於利用中英文媒體炒作議題，也很能影響校內外氣氛。（註8）
（4）「清華人」與「天津派」。在校務改革過程中，在校內也不免有人拉幫結黨或生隙樹敵，張彭春很了解，內外夾攻下，改革匪易，「因為大家把持權利；學生是為出洋去的，不得出洋，必生反動。好教員不願在清華長留。想吃『肥差』倒是不難，一想改進，必先打破舊習，政府必須有人主持，外交部特別信任，不然，動必無效。」（1923.4.12《張彭春清華日記》）在校學生如出國想望幻滅，必造成不滿，而早期清華畢業返國留學生，即日記中指稱的「清華人」，更不免企求回校占地盤，一旦不成，不免心生怨望，成為改革阻力。他舉出「莊、張、錢、李、陳、朱、葉、吳、蔡、朱、趙等――這都不過是先鋒，大隊在後面！」（註9）他把這一批人與「外交系」同歸為清華改造的不合作者，他預言清華終歸「清華人」之手。最初到清華一起共事的，有幾位來自天津南開的，如余上沅、梅月涵、莊澤宣、戴志騫等人，被歸為「天津系」，在清華一如曹校長會議上所指稱：「你們南開！」（1924.2.26《張彭春清華日記》）清華的「南開幫」，似乎令人側目。這也正是張彭春在校務改革中，最不願看到這種有「黨系之爭」的標籤。（註10）既使如此，張彭春個人在清華確有南開味兒，只要看日記中的記載「本著南開的精神在清華奮鬥」、「清華有清華的使命，與南開不同，應相輔而不應相爭。」（1925.4.9、1925.4.10《張彭春清華日記》）等種種用語即可知內情並不單純。
四、富清華．窮南開：張氏兄弟與北方兩高校
1916年 8月，張彭春回國後，出任南開學校專門部主任兼代校長，1919年受其兄張伯苓之命任南開大學籌備主任，主持制定大學計畫書、擬訂校章、組織招生，9月 25日，南開大學正式開學。被張伯苓尊為「南開校父」的嚴修，辦教育主張講中學以通經致用、講西學以強國富民，強調德、智、體、美四育並進，注重人格修養及新校風的建立，後來天津八里台南開的特色在此，也深刻影響張氏兄弟南開、清華辦校的作為。1910年，梁啟超曾寄望私立的南開大學，不只是私立大學之母，（註11）且為全國大學之母，後來張伯苓把南開辦得有聲有色，寫下中國近代高教史難能可貴的一頁。張伯苓的辦學能力，深受肯定，也教他弟弟刮目相看。因張彭春在南開、清華兩校的經歷，使他的日記內容同時可成為兩所名校的珍貴校史資料。
從日記中體會，清華時期的張彭春，一直有濃濃的南開情結。1925年 4月初，南開與北師大足球賽、棒球賽，南開輸了，「看足球比賽時不免有偏向南開的表現。這種心理也很有趣。南開勝像於我有榮耀似的！」（1925.4.9《張彭春清華日記》）過幾天，「南開棒球又失敗，其實與我無關，我覺著像我自己失敗似的！這就是太有成見的明證。」（1925.4.11《張彭春清華日記》）張彭春「人在清華、心在南開」，明顯的第一個例子，是在清華的事業遇著不順遂，便自誡別以南開為退路的打算，（註12）這正是心中有所盤算的暗示。第二個例子是他常述說張伯苓主持窮而有義的南開種種，很不願看到富而驕的清華。
清末民初，在中國要朝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方式辦理私立學校，相當不容易。富清華、窮南開，兩相對照，更見明顯。1920年代初期，正當北京政府鬧窮，國立各大學教師領不到薪水，聯合起來形成索薪潮時，清華靠美國庚款，待遇高、發薪穩定、住宿及校園條件好，十分令人眼紅。據日記推估，張彭春任清華教務主任月薪約四百元，一般教授約三百左右，比起其他學校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註13）錢多，貪錢，張彭春認為會上下交征利，不是辦教育的好事，故計劃由自我減薪作起。相對的，認為他五哥（張伯苓）辦南開，特別值得表揚。張彭春指出像南開局面小又窮的私立學校，能辦得起來，靠嚴修的德望之外，便是張伯苓具有過人的毅力、計畫和用人的本事，尤其是籌款，張校長極有弄錢本領，會募款，幾乎成了「損錢奴」。（1925.7.4《張彭春清華日記》）張伯苓辦的南開中學，被公認是全國最好的學校，後來私人自辦的南開大學成績也不遜於國立大學，張彭春的看法是他五哥很「會用人」。1920年代，張伯苓延聘了大批美國留學生任教，陣容相當堅強，但由於教員待遇難與國立大學比肩，流動性大，演成「勤換主義」；（註14）但職員不同，「南開職員代表學校精神。在南開職員長──有自開辦來沒有更動的。」（1925.6.27《張彭春清華日記》）職員人數不多，薪水一律不高（待遇不過四、五十元）。校長用特別方法造成團體精神，使他們能吃苦、能犧牲、能百折不回，「覺著在南開作事特別痛快」。他們所長的是「誠」、「忠」，所以南開精神全寄託在「職員」身上。張伯苓這種窮學校的領導統御方法，跟清華不同，難怪張彭春兩相比較，感觸良多。
五、結語
「日記」雖屬個人、私家，甚至是片面的文獻，但它是原始可受參照、公評的重要歷史紀錄。張彭春日記雖只有三年不足的記載，但從他的「心曲」可看到人性，從他的「閱歷」可見到世態。他雖受西方教育，但不失中國知識分子傳統，時時自檢、自省，以傲、怠、偽、貪自惕，以溫、良、恭、儉、讓自期；他有意清華校長，自歎中文不行不足服人，為此，他尊崇梁啟超、推尊胡適之、交好徐志摩，狠下功夫，苦學國學。只是生性內向，患得患失，卻又自傲傲人。在性格上多疑且自我矛盾，內心常有「二我」的衝突，（註15）常公開批人，接著反悔，很想當校長，又擔心條件不夠，難得人緣，於是退回斗室，以教育為職業、以藝術為志業自許。（註16）從這樣一位自稱「粗笨北人」（註17）的言行看來，五四時期的新知識分子是有相當過渡色彩，不是那般的激進和反傳統。
在教育這一塊，張彭春真的想以南開和清華這兩塊基地，作中國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研究和試驗地，目的在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他1920年代所作所為，正符合當時「新教育革命」的呼聲，他的日記印證了時代的潮流。
其實，張彭春在藝術面也有相當表現，他是中國近代話劇運動的先驅者，據記載，曹禺編劇、周恩來演戲，均曾師從張彭春。1930年後梅蘭芳劇團在美、蘇的公演，張彭春還是使京劇走上國際舞台的總導演，故有「中國戲劇第一導」之稱。（註18）張彭春自己也很以推動藝術發展自許，他在1923年 8月 2日說的內行話可以證明：「藝術大概是容易讓人發狂的：講到藝術的時候，頭就在雲霧中了！我這幾天因為常談藝術，所以在班上說了許多小器的大話。……真藝術家一定是謙虛沉靜的！藝術不是不可講的，只於不要讓他感動我的氣浮。王爾德的作品，自然是浮的；Pater的作品，容易使我懶惰；Tagore容易讓我坐在那裡作夢；讀完了讓我作事的有 Emerson、Nietzsche、Shaw……」。他常在北京看梅蘭芳、楊小樓的戲，也不時在京、津演講中國戲劇，他編過好幾齣中英文白話劇，（註19）自認「劇是我第一個使命，必要發達到最高可能。這是在北京的一個重要理由。」（1925.6.25《張彭春清華日記》）他喜歡與教育界、文學界人士交朋友，因此參加了知識分子組織的中華教育改進社、新月社、現代評論社等社團活動，這些活動在張彭春日記中，多少留下一些足跡。
張彭春在民國歷史上不是很知名的人物，也許可以說是受他哥哥張伯苓校長的「盛名之累」，何況中國大陸於1978年以前，在南開，連堂堂首任校長張伯苓的名字都不能提，那曾出任國民政府外交官的張彭春，自更默默無聞了。直到1994年，南開大學出版社才把張彭春列為「南開精英」，距他過世已超過三十年了。
張彭春，是 1920年代留美返國，服務於清華、南開，以「新教育」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知識菁英的代表。這套日記，足作這群知識分子、這個時代的見證。
-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 參見蘇雲峰，〈曹雲祥：清華改制升大和教授治校的奠基者〉，《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563-579。
- 民初清華校長的替換頻繁：唐國安1912.10-1913.3，周詒春1913.10-1918.2，趙國材1918.2-1918.7，張煜全1918.7-1920.1，嚴鶴齡1920.2-1920.8，金邦正1920.9-1922.4，曹雲祥1922.4-1928.1，溫應星1928.4-1928.6，羅家倫1928.8-1930.5。參考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頁58。
- 「外部有外交、政治的關係，美國公使及外交部的員吏都要有分；外交上，政府裡有變更，漸漸的要影響到學校。」（1923.7.18《張彭春清華日記》）
- 「曹說董事會改組不肯加入教育家，他們怕教育界把權奪了去！這清清楚楚是一些膽小人的動作！自己知道地位不牢靠，所以怕加入內行人。這樣的董事會配掌學校大權嗎？」（1923.12.12《張彭春清華日記》）
- 「曹是官僚，長於敷衍。校內取有飯大家吃的政策，各方面都不得罪。」（1925.11.18《張彭春清華日記》）
- 「如胡、丁、梁，對于學問藝術都能提倡；然而他們都是很深的紳士習慣，自以為有才，而與民眾不接近。手段上清潔些，然而具體的計畫是沒有的。他們多受英美學說的影響。」（1925.8.31《張彭春清華日記》）
- 在日記中提及的有《北京導報》（Peking Leader）、《晨報》、《世界日報》、《京報副刊》、《猛進》。
- 他接著說：「學校發展必須加入。加進的十之八九是清華新畢業生。所謂新畢業生的，就是曾受過清華園毒環境在三年以至八年之久的！……八年清華園，五年美國――回國來還想望著清華園！這個人怕是陰謀有餘，而真膽量就有限了！」（1925.12.20《張彭春清華日記》）
- 「自己的黨見深，所以猜疑人也有黨見！如果黨見不應有，要先從自己改。如果黨見是不可免或是不易免，就應互相容忍。」（1925.4.11《張彭春清華日記》）同年6月9日的日記又說：「幾個天津系把持！不容真有學問的人，也不容約翰的人！如果這樣的話傳出去，於學校同我個人的名譽上都不利。」
- 〈梁任公先生在本校大學部開學時之演說〉，《南開雙周》，期13（1921）。引自姚廈瑗，〈張伯苓與哥倫比亞大學〉，李又寧主編，《華族與哥倫比亞大學》，冊4（紐約：天外出版社，2010），頁199。
- 「不要看南開當作奶媽，外面遇見困難風波，就想跑回奶媽懷中哭一場！不依靠南開！……如果稍有拙拆，就回南開請教成法；看見大波濤在前面，就想捨去職守，回到老家裡去躲避，那算有什麼本領？回到南開，誰還尊敬你？B 看你不過是一個落伍者！」（1923.12.30《張彭春清華日記》）。
- 據蘇雲峰的分析，清華1910-1920年代，學校經費比其他國立大學多4-5倍，懸殊對比，很難不令他校嫉妒。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頁98-101。
- 這個詞來自張彭春日記，1925年6 月27 日；當時南開大學教師陣容強，參見何廉，《何廉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頁36-65。
- 張彭春自己解釋「二我」：「二我：（甲）注重別人對我的意見，喜居高位；懶於更新，求眼前安逸，謀別人物質上的供給。（乙）有創造的野心，想走別人看不到或不肯走的道路；求精神上的懂，不顧人物質上的要求，努力求個人的真理。二我不停的相爭：甲告訴乙多加小心，錢和地位在社會上有莫大勢力；沒有他們，什麼理想都不能實現。以至個人長進也不能得滿足。乙對甲十分的輕視。說甲短見，只作小組織材本來沒有很大的將來。在人格上或文藝上求獨到不朽的工作！」（1925.11.14《張彭春清華日記》）
- 1925年3 月24 日謂：作學者、行政均非所宜，作美藝相近，但工具未備，二、三年內仍以教育為主。
- 「中秋。不免厭煩。文不成文，字不像字！德學都不足為人領袖。人造出一穜膽小若女子諷刺。我是真怯者？粗笨北人那敢問文思！」（1925.10.2《張彭春清華日記》）
- 見龍飛、孔延庚，《張伯苓與張彭春》（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6），頁187。
- 張彭春自記編寫過的英文劇本有：Chains（1914）、Intruder（1915）、Awakening（1915冬）、木蘭（1921）；中文說白戲有：一念差（1916 排）、新村正（1918 編）、Chitra（1924 排演）。（1925.6.19《張彭春清華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