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純淑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過去多著重於軍事、外交、政治、經濟的領域，作為研究素材的個人日記、回憶錄、口述訪問，也大都集中於軍政領導階層。近年來學界對庶民生活史的研究日趨重視，咸認戰時平民百姓的生活圖像是很值得開發的議題。過去對國計民生、政經制度等的「公領域」研究已具相當成果，屬於個人「私領域」的情感或心靈部分，隨著日記和書信的公開，實可提供研究者新的議題和趨向。民間私藏史料，往往隱而未現，不易獲得，「王貽蓀藏王府、杜府信件」的出現，極屬難得，宜加珍視。
2005年12月，王正華博士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戰爭與日常生活（1937-1945）」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烽火渝筑情──情書中的戰時生活〉，首次運用其父親王貽蓀與母親杜潤枰在抗戰後期（1944-1945）交往的信件做材料，初探大後方一般人的戰時生活。2008年9月，王博士再次發表〈關山萬里情──家書中的戰時生活（1937-1945）〉（《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17期），透過王、杜兩家戰時往來書信，見證戰爭下淪陷區與大後方的生活。嗣後計畫繼續運用「王貽蓀藏王府、杜府信件」，探討其他議題，惜英年早逝，未能如願。
「王貽蓀藏王府、杜府信件」包括江蘇省江陰縣祝塘鎮王、杜兩個家族於抗戰期間往來的書信，烽火連天中「家書抵萬金」，王、杜家庭成員有的留在家鄉，身陷淪陷區，如王貽蓀之父王仲卿，叔王贊卿、王采卿，族叔王湘卿、王雪卿，與幼妹王芸芳、王芸芬，幼弟王穎蓀，杜潤枰之父杜志春及兄杜鑑枰、幼妹杜鑑玉等。部分兄弟姊妹則奔往大後方，輾轉流徙於湘、豫、鄂、滇、黔、川各省，到1944年分別暫居四川重慶（王貽蓀）、雲南昆明（王桐蓀與陳偉青夫婦）和貴州貴陽（杜潤枰、徐敏生與王月芳夫婦）。書信的內容，有父親對兒女的期望與關注、兄弟姊妹之間的友愛互助，和青年男女在戰火中結緣的戀情，顯示同鄉親族的人際網絡在戰爭中的維繫，他們的命運和戰爭的發展息息相關。從書信的內容，足以追尋他們在八年抗戰中的行蹤和經歷，勾勒出淪陷區江陰祝塘的圖像，與到大後方的子弟各自歷經烽火下的人生旅程。
這批珍藏七十年的信件中，大半是王貽蓀與杜潤枰從通信到訂婚、到團聚、到結婚的「情書」，時王住重慶，先後任職於軍隊黨部、三青團部；杜住貴陽，職務是郵局郵務員，兩人自1944年談戀愛，至1945年抗戰勝利那年的中秋（9月20日）正式結婚。王貽蓀致杜潤枰的信始於1944年1月20日，止於1945年10月26日；杜潤枰致王貽蓀的信始於1944年1月30日，止於1945年9月4日。兩人魚雁往返密切，幾乎是一天一封信，最高紀錄是一天三封，有時是兩地同發。「情書」應該是屬於個人的「私領域」，原本不適公開，惟其翔實書寫所見所聞，並記錄其心路歷程，內容勾勒出抗戰時期的真實人生，藉個人的生命史反映大時代的故事。除顯示抗戰時同鄉親誼的人際網絡的重要，亦透露小百姓的戰時生活，從柴米油鹽到日常娛樂的種種面向。信中更提及郵政制度的運作、調職與轉任的周折、援華盟軍的討論，在在可供研究戰時政治、社會、經濟者參證，深具歷史意義，故不能以一般情書觀之。
「王貽蓀藏王府、杜府信件」由王貽蓀集之於重慶，抗戰勝利後，由重慶帶至南京，1949年大陸變色，又由南京遷至臺灣高雄而臺北，轉徙於大江南北，歷經還鄉、渡海，多次搬遷，迄今七十餘年而留存完好，實屬不易。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徵得王貽蓀家屬同意，將王貽蓀保存書信併同日記交付整理出版，書信部分定名為「關山萬里情：王貽蓀、杜潤枰戰時情書與家信」，第一冊蒐羅王貽蓀寄出的信函，除三、五件寄與徐敏生、王月芳夫婦外，其餘皆為與杜潤枰交往的「情書」。第二冊為杜潤枰發出函件，受信者皆為王貽蓀。其餘為親友函件，發信地點遍及江蘇江陰、湖南長沙、湖北恩施、廣西桂林、雲南昆明、貴州貴陽、四川重慶和上海等地，包括王仲卿致王桐蓀、王貽蓀兄弟的信，王桐蓀、陳偉青夫婦和王貽蓀、王芸芳之間的通信，杜志春與杜潤枰的通信，以及其他親屬友人函件。惟王貽蓀僅能保存其收到及王桐蓀轉來之家書，自身寄發之書信則已散佚，無法相互參照，殊為可惜。
人世間固有醜陋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善良、誠摯與溫情。戰火中數百封情書與家信，熊熊的戀情與真摯的家庭關愛，躍然紙上，道盡了離亂中人生的至性、至情。這些信函，除了作為史料外，一般人讀過之後，也很難不為之動容。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過去多著重於軍事、外交、政治、經濟的領域，作為研究素材的個人日記、回憶錄、口述訪問，也大都集中於軍政領導階層。近年來學界對庶民生活史的研究日趨重視，咸認戰時平民百姓的生活圖像是很值得開發的議題。過去對國計民生、政經制度等的「公領域」研究已具相當成果，屬於個人「私領域」的情感或心靈部分，隨著日記和書信的公開，實可提供研究者新的議題和趨向。民間私藏史料，往往隱而未現，不易獲得，「王貽蓀藏王府、杜府信件」的出現，極屬難得，宜加珍視。
2005年12月，王正華博士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戰爭與日常生活（1937-1945）」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烽火渝筑情──情書中的戰時生活〉，首次運用其父親王貽蓀與母親杜潤枰在抗戰後期（1944-1945）交往的信件做材料，初探大後方一般人的戰時生活。2008年9月，王博士再次發表〈關山萬里情──家書中的戰時生活（1937-1945）〉（《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17期），透過王、杜兩家戰時往來書信，見證戰爭下淪陷區與大後方的生活。嗣後計畫繼續運用「王貽蓀藏王府、杜府信件」，探討其他議題，惜英年早逝，未能如願。
「王貽蓀藏王府、杜府信件」包括江蘇省江陰縣祝塘鎮王、杜兩個家族於抗戰期間往來的書信，烽火連天中「家書抵萬金」，王、杜家庭成員有的留在家鄉，身陷淪陷區，如王貽蓀之父王仲卿，叔王贊卿、王采卿，族叔王湘卿、王雪卿，與幼妹王芸芳、王芸芬，幼弟王穎蓀，杜潤枰之父杜志春及兄杜鑑枰、幼妹杜鑑玉等。部分兄弟姊妹則奔往大後方，輾轉流徙於湘、豫、鄂、滇、黔、川各省，到1944年分別暫居四川重慶（王貽蓀）、雲南昆明（王桐蓀與陳偉青夫婦）和貴州貴陽（杜潤枰、徐敏生與王月芳夫婦）。書信的內容，有父親對兒女的期望與關注、兄弟姊妹之間的友愛互助，和青年男女在戰火中結緣的戀情，顯示同鄉親族的人際網絡在戰爭中的維繫，他們的命運和戰爭的發展息息相關。從書信的內容，足以追尋他們在八年抗戰中的行蹤和經歷，勾勒出淪陷區江陰祝塘的圖像，與到大後方的子弟各自歷經烽火下的人生旅程。
這批珍藏七十年的信件中，大半是王貽蓀與杜潤枰從通信到訂婚、到團聚、到結婚的「情書」，時王住重慶，先後任職於軍隊黨部、三青團部；杜住貴陽，職務是郵局郵務員，兩人自1944年談戀愛，至1945年抗戰勝利那年的中秋（9月20日）正式結婚。王貽蓀致杜潤枰的信始於1944年1月20日，止於1945年10月26日；杜潤枰致王貽蓀的信始於1944年1月30日，止於1945年9月4日。兩人魚雁往返密切，幾乎是一天一封信，最高紀錄是一天三封，有時是兩地同發。「情書」應該是屬於個人的「私領域」，原本不適公開，惟其翔實書寫所見所聞，並記錄其心路歷程，內容勾勒出抗戰時期的真實人生，藉個人的生命史反映大時代的故事。除顯示抗戰時同鄉親誼的人際網絡的重要，亦透露小百姓的戰時生活，從柴米油鹽到日常娛樂的種種面向。信中更提及郵政制度的運作、調職與轉任的周折、援華盟軍的討論，在在可供研究戰時政治、社會、經濟者參證，深具歷史意義，故不能以一般情書觀之。
「王貽蓀藏王府、杜府信件」由王貽蓀集之於重慶，抗戰勝利後，由重慶帶至南京，1949年大陸變色，又由南京遷至臺灣高雄而臺北，轉徙於大江南北，歷經還鄉、渡海，多次搬遷，迄今七十餘年而留存完好，實屬不易。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徵得王貽蓀家屬同意，將王貽蓀保存書信併同日記交付整理出版，書信部分定名為「關山萬里情：王貽蓀、杜潤枰戰時情書與家信」，第一冊蒐羅王貽蓀寄出的信函，除三、五件寄與徐敏生、王月芳夫婦外，其餘皆為與杜潤枰交往的「情書」。第二冊為杜潤枰發出函件，受信者皆為王貽蓀。其餘為親友函件，發信地點遍及江蘇江陰、湖南長沙、湖北恩施、廣西桂林、雲南昆明、貴州貴陽、四川重慶和上海等地，包括王仲卿致王桐蓀、王貽蓀兄弟的信，王桐蓀、陳偉青夫婦和王貽蓀、王芸芳之間的通信，杜志春與杜潤枰的通信，以及其他親屬友人函件。惟王貽蓀僅能保存其收到及王桐蓀轉來之家書，自身寄發之書信則已散佚，無法相互參照，殊為可惜。
人世間固有醜陋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善良、誠摯與溫情。戰火中數百封情書與家信，熊熊的戀情與真摯的家庭關愛，躍然紙上，道盡了離亂中人生的至性、至情。這些信函，除了作為史料外，一般人讀過之後，也很難不為之動容。